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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10月，第三届地图收藏展在杭州收藏市场举行。右边第四个是董正权。
赵大川在阁楼里翻看收集的历史文献。
手绘地图大师谭小琪。地图通常是你敲开城市大门的钥匙。通过地图上的坐标，我们可以走进城市的街道和小巷，找到我们的目的地，或者一些丢失的纪念品。或者，寻找一段历史。
从1997年开始，一群对地图特别感兴趣的人在杭州碑林组织了第一次地图收藏展，并发起成立了民间地图收藏专业组织。这也是迄今为止该国唯一的民间地图收集组织。在过去的20年里，该组织的成员坚持开展地图收集、讨论、交流和展览活动。他们还利用地图采集和自筹资金的优势，编制了浙江省古富县地图集，为社会提供了详细的历史资料。
今年2月初，浙江测绘地理信息学院地图文化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，这是全国第一个由测绘系统建立的专业地图文化组织。这些成员收集的珍贵手绘地图记录了杭城的历史。
1964年的“郊区站地图”是一张三轮车交通地图。如果你必须骑三轮车从城市车站到第六公园，会有八个车站，八美分会被支付，并且会有一张发票
赵大川，今年70多岁，浙江省文学收藏研究会副会长，地图文化专业委员会委员。
走进赵老师家的阁楼，小空房间里一排排高高的架子。桌子上堆着书房的四宝和他的梅花画。
赵先生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他编纂的《杭州古地图集》。这本书里一点灰尘也没有。可以看出，主人经常拿出来看。这本书超过10厘米厚，包含222幅从宋代到解放初期杭州的古代地图。赵先生翻到第211页，这是一张1964年的郊区站地图和一张赵先生自己收集的杭州旧地图。
该地图在方位布局上不同于“北上南下”的总图，采用“西上东下”的布局。记者看到许多地名在地图上标记得越来越厚。地图中间由直线连接，很像现代地铁路线图，但是还有更多的车站。
从地图上，记者发现当时杭州的许多地名和道路名称是相同的，如杭州人熟悉的“湖滨路”、“中山北路”、“体育场路”、“京亭桥”、“关乡口”和“中安桥”。当然，也有像“人民新村”和“二号电池顶”这样的地方被重新命名。
赵老师说这是一张三轮车的交通地图。那时候，骑三轮车是一种奢侈。只有当家里有紧急情况时，比如老人住院，住在小巷子里，汽车站很远，它才被称为三轮车。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出差并携带重物的游客，或者是外出做生意并可以用发票报销的公务员。他们只骑三轮车。当时，发票和电影票的大小一样，1美分16美分。汽车和司机的号码也显示在下面。赵老师说:“除了报销，发票主要是基于凭证，这样司机就不能随意定价。”
当时杭州只有21条公交线路，只有一辆从城市车站到灵隐的公交车去西湖风景区。因此，市民们不得不去西湖，三轮车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。
记者注意到，地图上的每个地名都标有一个数字，“地图用圆圈标出车站，圆圈内的数字表示车站的数量，从城市车站开始。”赵老师说，在那些日子里，三轮车有点像出租车和公交车。他们可以直接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，但他们不会仅仅挥手就停下来。他们不得不在规定的车站等公共汽车。因为三轮车不能骑得很远，每隔几百米就有一站，最远的一站是1公里，一站大约是1美分。"如果你要骑三轮车从城市车站到第六公园，会有8站，那就是8美分。"
“时代发展得如此之快，以至于许多事情都在瞬间过去了。大多数时候，一件小事就是证人。这张照片是杭州三轮车管理处当时发行的，很多人都有，但现在市场上只有这张。”赵说，这些三轮车曾经年复一年穿梭在杭城的街道上，现在只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。
1935年出版的《杭州省会地图集》采用现代测量方法，精确而细致地到达每个村庄和村庄
赵先生家里有许多类似的“孤儿书”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他从各种渠道收集了许多著名的东西，比如已经出版的《杭州省会地图集》中的地图。赵老师说，唯一的一套地图是抗战前夕杭州市前市长周向贤拿出来的。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他才把那套书带回来。他在别处偶然发现了它。“都”和“土”的名称相当于现在的“区”和“乡、镇、村、村”。
“这是一张1935年出版的地图，由浙江省民政局的测量小组从1931年到1934年使用现代测量方法进行测量。在我收集的其他古代地图中，基本上没有哪张地图能如此精确和详细地到达每个村庄。”赵老师说，由于近代杭州频繁的战争，杭州的土地资料和地契遭到严重破坏，几乎没有人幸免于难，更没有人完整无缺。
地图的语言记录历史。"广泛的收集需要研究，深入的研究应该被视为写作."这是赵大川几十年收藏经验的总结，也是他几十年研究生涯的写照。现在，他正在编辑《杭州古图集》，准备今年出版。他说这张地图是向世界展示真实历史的最好证据之一。
1991年手绘的《杭州铁路枢纽与钱江二桥工程规划》记录了老东站是如何诞生的
谭小琪也是地图文化专业委员会的成员。走进谭的家，这个14平方米的书房堆满了书。
77岁的谭老师是杭州铁路设计院的退休工程师，他微笑着说:“我喜欢收集，尤其是地图。同时，我会自己画地图。坦率地说，在整个委员会中，没有人比我画得更好。”
谭先生曾在铁路设计院负责制图，并为杭州邮局绘制了分布区域图。每条路和每片水域都有非常详细的标记。让记者们更惊讶的是，地图上的每个字都印得整整齐齐。
谭先生在2010年从书房拿出了《杭州城市规划图集》，其中包含了他最珍贵的“杭州铁路枢纽与钱江二桥项目合作规划”，这是他在1991年亲自绘制的。谭老仍然清楚地记得杭州旧东站是如何诞生的。
改革开放后，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铁路建设有三大战役，即‘从中国夺取华东，向南进攻恒光，北站进攻大秦’。杭州需要建立一个铁路枢纽。”谭惠珠回忆说，当时铁道部的两大设计单位提出了两个不同的计划:一个是在三敦兴建铁路枢纽，另一个是在乔斯兴建铁路枢纽，双方争论不休。最后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来到杭州主持华东铁路建设会议，并在现场决定在何塞建设铁路枢纽。这样，东站将成为枢纽的一部分。在地图上，记者看到谭小姐在地图上画了两套平面图。
50多年后，他总共绘制了100多幅地图。现在，只要他得到一张新地图，“我一眼就能看出是否有任何问题。”谭老师笑着说道。
20世纪40年代初出版的江西土壤图，为什么会有一个叫“浙江大学码头”的地方
董正权是浙江省地图文化委员会主席。据他介绍，早在1996年，杭州就聚集了大量喜欢收集旅游相关纪念品的朋友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旅游地图感兴趣，并试图结识朋友，逐渐走到一起。同年，在董正权的带领下，经杭州市职工收藏协会批准，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地图分会正式成立，正式启动浙江省民间地图收藏工作。
随着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，成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。谈到现有收藏的总数，董正泉告诉记者，他已经收藏了近万张地图，从新出版的旅游地图到清朝和民国的旧地图，从专题地图到各种地图集和外国地图。
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有自己的优点。例如，盛周雪有许多县市旅游地图，韩一菲热衷于古代地图，江荣则是电子地图的收藏家。2005年，会员们还自筹资金编制了《浙江古福县城地图集》，为传承地图文化做出了不懈努力。
董正权收藏的地图中有一幅“江西土壤图”，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初，有一个地方叫“浙江大学码头”。事实证明，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浙江大学为了避免战争而西迁，并在太和短暂停留。与此同时，浙江大学的师生听说当地居民正在遭受洪灾，于是他们自愿捐款，并动员泰和人民修建防洪大堤。大坝以浙江大学命名，也被称为“浙江大学码头”。
“虽然这张地图标有土壤信息，但它也记录了这所大学的一段历史。在民国初年出版的另一幅国图上，曾木暗沙、南沙群岛、西沙群岛、钓鱼岛等都有标注，表明当时中国对这些岛屿有管辖权。这些都是历史在地图上留下的痕迹。”董正泉说道。
积极的民间地图收藏活动也促进了地图文化的发展。省测绘局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和支持这支独特的地图采集力量。
浙江省的测绘行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。随着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地图文化的日益普及，成立地图文化专业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。地图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后，在大量地图收藏者和制图专业人员的参与下，浙江省的地图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董正权表示，虽然目前地图文化的收藏相对较少，但圈内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，投机者较少，恋爱人物较多。地图中包含的丰富历史和文化信息强烈吸引着这些地图爱好者。“地图记录的东西很小，很容易被忽略，但却是历史上最真实的记录。”
浙江地图文化专业委员会欢迎地图收藏者加入。如果您有会员资格申请、收藏品交换、相关地图识别和查询，您可以拨打0571-88054189，联系方式:葛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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